作者：李君如（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已经成为当前探讨研究的热门话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部分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如何认识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高质量发展需要？这当中，关键在人才，基础在教育。

从中美博弈战略高度认识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人才、教育的关系

如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问题已成为中美博弈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意义已经超出纯粹的生产力发展或经济增长范畴。过去几年，美国把中国看成战略竞争对手，不断加征中国商品的关税，无理打压中兴、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美国施加压力的重点，主要是涉及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和企业。因此，可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应对美国围堵打压的一个战略突围，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突围战。

然而，我国在一些核心技术领域仍然严重受制于人。要打赢这场突围战、攻坚战，既要有战略思维的领导人，更要有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包括企业家、科学家、各类技工人才等。这些人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通过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造就、培育。

从国家战略谋划高度认识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人才、教育的关系

发展以创新为显著特点的新质生产力，有两条基本的路径：一是“从0到1”的创造发明型发展路径；二是“从1到N”的创新应用型发展路径。我国大量的新质生产力在第二条路径中形成。以二维码为例，该技术在1994年基于日本发明的一维码研发而生，但其应用普及主要在中国，极大地便利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如今，二维码已经成为我国数字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普及程度在全球范围内独一无二，彰显了我国吸收外来创新并转化使用的卓越能力。在若干关键技术领域，如5G通信、量子信息技术、激光制造技术等领域，我国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也已经实现了对国际先进水平的赶超。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仍缺少“从0到1”的突破性、原创性科技创新。

要在科技领域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必须让创新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我们不仅要在创新中实现“从1到N”的突破，更要强调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增加原创性科技创新成果，创造更多“从0到1”突破的新质生产力。这需要我们把教育办成创新型教育，在校园内形成创新文化，在师生中增强创新意识，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型人才。新质生产力发展如果脱离了教育，将难以转化为实际的推动力量。

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需求相适应的教育体系

在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否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和教育体制机制呢？回答毫无疑问是：要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教育体系在教育思路、体制机制、教学内容、师资能力建设等方面，仍然存在多年要解决而未完全解决的弊端。科技创新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成果，还难以快速、充分地进入我国的教学体系，导致当前我国的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特别是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还不能完全相适应。我这里要强调是“不能完全相适应”，而不是“完全不适应”，因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也有一些能够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等院校及特色专业，其毕业生在招聘市场上，受到华为、中兴、中国移动等知名企业的欢迎，我们可以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回顾历史，在我国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针对工业化建设的需求，我国极具前瞻性地设立了多所工业大学与邮电大学，旨在为全国工业化进程提供支撑。这些大学院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工业领域所需的关键技术人才，为我国工业化发展腾飞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我们也可借鉴当年的战略思维，加强前瞻性布局，建设一批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好学校、好专业，实现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人才、教育相适应的教育目的。

新时代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

形成与新质生产力需求相适应的人才和教育布局，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人才、教育良性循环的机制，是新时代我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一要通过改革，进一步推进“产学研”有效结合。例如，重庆邮电大学的实践经验可以提供宝贵的启示。他们立足信息行业，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探索“产学研”结合的新模式。该校构建了开放办学的大平台，具体做法包括：成立学校董事会，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邮政、中国铁塔、中广核、华为、中兴、腾讯等知名企业，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科研院所，还有重庆各区的地方政府、产业园区等，均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一系列合作机制的建立，根据需求，培育出一大批能够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

二要通过改革，进一步破解学校科研成果转化的难题。当前，我国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研资金，大多数来源于政府投入，虽然保障了科研活动的基本运行，让科研成果在评奖、职称评定等方面较为顺畅，但是要进入市场、转化并形成实际的生产力，就面临挑战。这类科研成果的公共属性，使其进入市场进行成果转化时，会遇到姓“公”还是姓“私”的问题，科研大项目更难以进入市场，科研人员也可能承担道德、法律等责任。在这方面，上海交通大学展开了探索。他们出台了《上海交通大学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细则（试行）》《上海交通大学科研人员创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审核和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等，通过“赋权”，将成果转化的责任主体由单位转向科研人员个人，并依据不同情况，分别设计“所有权赋予”“使用权赋予”等方案。科研人员被赋予一定份额的所有权后，对学校的科技成果份额享有代表学校开展转化推广、协商谈判等权利。这样一来，由政府投资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需要的生产力时，可以让科研人员享有其所有权和使用权。这些做法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深化。

三要通过改革，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科技型骨干企业办学校、办研究院。国外不少知名企业，都建立了与科技创新及市场需求紧密结合的研究机构，例如日本三菱等，这些企业的研究机构院所规模之大、学科之全，超乎想象。在我国，华为的成功，很重要一点也是办起了与科技创新和市场需求紧密结合的研究院所，他们不仅在俄罗斯、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国家设立研究所，也在东莞的松山湖建立了自己的研发基地和华为大学，如今还到上海浦东等地建设学校了。我们应支持这样的企业办教育，使教育更加直接、更加紧密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多方面的资源和人才。一般来说，我们的学校，重点专业是以名师为中心招生的。而华为松山湖研究院、华为大学，是以市场需要什么、创新需要什么来设置专业、来办教育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思路、教育机制，值得好好去总结。

综上所述，就是一句话：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人才，基础在教育。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战略任务，也是一个十分艰巨的改革任务。只要我们深刻认识教育及其培育的人才对于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及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意义，就能信心百倍地克服困难，书写出一篇富有21世纪时代特征的中国教育新篇章。